都说看病贵，根源在哪里？这个视频告诉你。
医疗改革始于年，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始于年，之后医疗行业开始具备明显的市场化特征。政府减少医疗投入，推高了病人自付医疗支出。如果把医疗支出分为政府支出、个人自付支出和社会支出三部分来看，政府支出和社会支出逐年减少，病人自付医疗支出显著增加。病人自付医疗支出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20%，增长到年的60%，又略下降到年的49%。病人自付比例远高于年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18%的比例。高昂的医疗支出不仅成为中国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，也使得医患关系紧张。在一些民意调查中，“看病贵”已成为一种主要需要解决的公共问题。
“挂号10元，验血常规元，输液余元，开药又是多，一个感冒而已，花了我将近元。”家住北京市的张女士向人民网《人民眼光》记者反应，前段时间由于感冒身体不舒服，就近到附近的一家3甲医院检查，没想到一个感冒花了近元，张女士感慨：“医改这么多年，怎么看病还是这么贵？”
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并非北京才有的特性，近日就有媒体报道，医院，小孩咳嗽住院7天了，花了6千多，结果医生来一句：”孩子有耐药细菌了得继续住院挂吊瓶“。
医保卡违规乱象丛生居民“看病贵”雪上加霜
近日，有记者在武汉多家大型药店走访发现，大部分药店都开设了商品专柜，能用医保卡购物。部分药店售货人员表面说“上面查得严”“违反政策规定”，但私下却能帮顾客刷医保卡购物。
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武汉正和大药房第十一分店，药架上摆放的除了中药西药之外，还有琳琅满目的生活日用品和食品，包括：洗发水等物品，以及茶树菇、煨汤卤料等，品种丰富。
记者随后走访了5家药店，发现这些药店普遍设有日用化妆品和保健品专柜，这些非普药类专柜还占据了重要场地。有的在保健品旁边还设有小柜台，玻璃柜台里面摆放的全是日用生活品，食用油、火腿肠、方便面、香皂、洗衣粉、卫生纸等一应俱全。有的药店还打出促销的旗号，称购满元商品，可获赠鸡蛋10枚。
记者调研发现，医保卡漏洞正在从最初的刷卡购物，向刷医保卡违规套现骗补发展。知情人士透露，药店开设商品专柜，看似是由于药品利润普遍降低，实际上很重要的原因是瞄准了个人医保卡上的医保基金。
一些药店不仅纵容消费者用医保卡购物，还为违规套现、非法“黑市”交易。少数人用医保卡购买紧俏药品，经过不法分子流入黑市，给国家药品安全和医疗体系构成了威胁。
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，是缓解城镇居民“看病贵”的手段之一。医保卡的违规使用，直接导致了医保金的流失。
药店为何能变身超市？武汉市工商局信息中心主任刁学成说，药店是独立实体，由于目前还没有药店专项审批，药店卖日用品等同于一般商贸，不算违规。工商在审核执照的时候，允许其在经营范围内适当变动。
但药店刷医保卡购物属违规行为，而且屡禁不绝。今年1月份以来，武汉市医保中心加大查处力度，先后3次发布通知，要求药店自查自纠违规行为。
医保中心稽查人员今年1月、3月和清明节期间，对全市多家定点零售药店进行明察暗访，发现共有多家药店违规刷卡售卖生活用品，部分药店被暂停医保结算资格，责令整改。然而，仍有一些医保定点药店抱着侥幸心理，我行我素。
对于种种医保卡违规乱象，武汉市人社局医保中心内审科负责人周丽敏说，当前对此类违规套现或变相套现行为监管面临三大难题：一是立法不清晰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是社会保险最高法律，但未提及基金使用规范，执法依据不足；二是执法力量不足，武汉定点药店多家，医保中心稽查科不到10人；三是把生活用品“串换”成药品，套现形成现金流，手段花样翻新，查处时需核对进账和出货单，工作量大。同时，处罚过轻也是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告别“以药养医”就能根治看病难吗？
长期以来，由于政府财力不足，我国实行以药补医的医疗体制，药品加成是实现以药补医的重要方式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可在药品实际购进价基础上，加价不超过15%进行销售。为了解决老百姓的“看病贵”问题，国医院改革中，取消药品加成。取消药医院全面推开，只是医改破冰第一步，这项医院医院，医院延伸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，年在个地级医院改革试点。
医院卖出去的药，按15%加成，这就是俗称的“以药养医”。医改N年不成功，“以药养医”被指为罪魁祸首。医院收入对药品的过度依赖，医院的公益性褪色殆尽，造成看病贵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医患矛盾。
但告别“以药养医”，就真的能让看病便宜下来吗？
首先，药品、耗材经过层层加价，医院，并不便宜。药价虚火不降，医院取消了15%的药品利润，患者依然要为高价药埋单。药品价格谈判机制不进行相应改革，患者费用降低不会很明显。
其次，药品零差价，医院和药品之间的联系，并没有解决医生与药品的利益关系。大处方、大检查等过度医疗也是看病贵的一大原因。切断医生和药品之间的利益链，医院、卫生主管部门、医保部门规范医生诊疗和检查行为。医院必须严禁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，医院经济收入直接挂钩，严禁医务人员奖金、工资等收入与药品、耗材、检查等业务收入挂钩。再远一点，通过改革把药品耗材的利润降下来，让厂商无利润空间向医生输送利益。
再则，药品耗材降价的部分，将通过医疗服务价格提高来弥补。这一价格平移，将把药品降价的福利基本都“消解”掉。尊重医生的劳务价值，医院才能走上“以技养医”的正轨。但若这部分的上涨，能通过医保报销来“消化”，百姓就更能感觉看病少花钱了。这又要求提高各类医保的筹资水平，减少自付比例。
由此看来，告别“以药养医”也并不能根治“看病难”问题。《关于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》对此有明确的认识，因此在宣布取消药品加成的同时，更多强调的是推进医药分开，探索多种有效方式改革以药补医机制。医改是一道世界性难题，医院改革难题的首要攻坚战就是，让医药分开，让医生收入与药品完全脱钩，进而从源头斩断药品招标、采购的利益链。
其实，医改是一项世界性难题，理想的医改政策应当是能够让政府、民众和医疗机构三方实现共赢。抛弃任何一方的利益都可能导致医改失败。抛弃了民众利益，医改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；而如果医疗机构的利益受到了过大的损害，会影响医务人员的积极性，既可能导致人才流失，又会影响其为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的质量。
而为了实现三方利益的平衡，在制定医改政策时，各方都需要表达自身的诉求。理想的医改方案是三方相互争论、相互妥协出来的。但当前许多医改方案的制定过程，政府意见的比重往往过大，没有达到让各方都能够畅所欲言的程度，医疗机构和医保基金、新农合基金的“谈判机制”形同虚设。这导致医改方案要么不符合实际，要么损害民众或医疗机构的利益。总之，医改的成功与否不能只看群众、政府的满意度，也应包含对医疗机构自身运营情况及综合评价的考量。
（综编自海峡都市报、经济参考报、凤凰周刊）